那年财贸学校里，广州、上海来的学员和本地学员起了冲突。南边的手里攥着理发剪，北边的手里抄着食堂铲，两拨人在院子里僵着，谁也不肯先退。全校教职员工不足二十人，在场十几个，没有一个人敢上前。
他站了出来。
不慌不忙，走到两拨人中间，稳住情绪，把话讲开。僵着的人群渐渐松了手，一场眼看见血的乱子，就这么散了。
一九五六年十月，他调入郑州市财贸职工学校。那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刚完成，大量国营、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工需要接受培训，市里从各市直机关抽调人手筹建这所学校。他随市供销社（合作总社）并入市商业局，正式入校。此后六年，辅导员、办公室干事、缝纫班的班主任，什么都干过；学校的食堂，也一直归他管。
学员里，除郑州本地财贸系统的职工，还有不少从广州、上海外派来豫的商贸从业者。南北同堂，习惯不同，小摩擦不断。院子里的那一场，是攒了多时的火气，那天绷到了顶。
一九五八年一月，家里的消息到了郑州：祖母去世了，六十八岁。
祖母是编着蒲扇、收着余粮，把这个家一点一点撑起来的人；乱世里，又是她出面买下那顷田，给全家寻一条活路。如今她走了。
那顷田，土改那年分了出去。成分，却留下了——帽子，让一家人背上了。运动一场接一场，场场落在他家；祖父母是受管制的对象，也挨过批斗。街坊见了面，客客气气，隔着几步远。
窑湾在六百里外。祖母走的那年，他没回去；后来家里迁走，他也没回去。人在郑州，照常上课，照常管食堂。
多年后，他在笔记里写："听到祖母去世的信息，我非常悲痛又非常悲愤！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，使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"
悲痛，是孙子对祖母的。悲愤，他没说，笔记里也没写。
日子往前走。一九六〇年十一月，他的第一个儿子出生——正是全域最紧的年头。爱人抱着孩子下班回家——她在花园路的国营餐厅上班，路上饿得头晕——买了个烧饼，还没送到嘴边，就被路人抢了去。
祖母走了快三年，窑湾的母亲这时候来了郑州，抱着还不满一岁的长孙，全家照了张相。
那些年，物资一年紧过一年。学校在南郊贾寨办起校办农场、养猪场，想补足食堂的肉菜。可民众口粮尚且不够，哪有余粮喂猪？师生只能抽空去野外割青草。某天校长巡查猪场，见几头生猪瘦弱无力、走路摇晃，便问缘由。他说：人都不够吃，没有多余的粮食喂猪，只能靠青草维持。
校长听完，没再问。
他和连校长处得近。连校长是财贸、金融、教育上的老行家，他常去请教，连校长愿意教，从不藏私。后来连校长调任郑州市工商银行副行长，两家住处只隔一条马路，登门探访、闲谈叙旧，从未间断。
一九六二年八月，他调往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。
财贸学校的六年，到此为止。
校址：学校校址在清真寺街20号（近北下街），该院子在1944年曾是日军"酒井特务队"驻地，地下室设有水牢。财贸学校办学早期校舍紧缺，地下室曾临时充当教室，后期改为仓库杂物间，潮湿阴森的格局还在。
沿革：学校1968年停办，1979年恢复为商业技工学校，后发展为财税学校，2013年升格为郑州财税金融职业学院。
校务：学员在校主要修习社会发展史、社会主义相关课程；办学阶段恰逢整风、反右派运动，还组织师生参与东风渠开挖工程，也曾前往宁陵县招工招生。
成分与"四类分子"：土改中，地主阶级的土地依《土地改革法》（1950年6月公布）被没收、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；苏北划成分约在1950年冬—1951年春。划成分之后，地主、富农、反革命、坏分子合称"四类分子"，长期处于被管制、监督改造的境地，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首当其冲的对象。这一状况持续近三十年，至1979年1月，中共中央决定为绝大多数地主、富农分子摘帽，其子女的成分问题同时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