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四〇年，六岁的他坐进了窑湾的一间私塾。识字、习礼、背书，读了三个月。
那时窑湾已经沦陷，父亲远在安徽谋生。日子过到这般光景，这个家也没舍得让孩子断了书桌上那点笔墨。
这间书桌能摆多久，没人说得准。
私塾读罢，是窑湾的两所教会学堂：耶稣教堂小学、天主教堂完小。清末修建的西式建筑，欧式楼宇、规整门窗，立在苏北低矮的民居之间，格外醒目。
学堂教的比私塾宽，识字之外，还有算术、常识。西式的课堂里，一个孩子头一回知道，书原来可以这样读。
可战火不认学堂。时局一紧，学堂便停了课。今天还在上课的教室，明天也许就空了。
学堂的钟声时有时无，磨坊的磨声，天不亮就响。
苏北人的主食是煎饼，做煎饼是个繁重的劳动过程。小麦、高粱、玉米，先要筛簸淘洗、清水浸泡。凌晨三四点，天黑得还像半夜，母亲和婶婶就得起床。磨坊里一盏油灯，一人一根一米五长的木棍，用绳固定在磨盘上，一圈一圈地推。磨盘每转一圈，往磨眼里添一勺带水的粮食。乡下推磨多用牲口，这个家没有，推磨的就是两个女人。每次在磨道上转两三个小时；推完了，母亲再守着鏊子，一张一张地烙——鏊子下的火烧着，热气扑在脸上，又是两三个小时。夏天两天一烙，冬天四五天一烙。祖母嫌婶婶烙得不好，这活便多半落在母亲身上。能者多劳，笨人享清闲。
一家人的衣裳，也压在母亲身上。那时没有洗衣粉，也不用肥皂——淋灰水：筛子架在大盆上，铺上麦草，柴草灰浇上水，淋出的灰水，衣裳太脏了再兑些土碱。泡透了先用手搓一遍，再拿到河边，放在石头上用木棍捶打，河水里漂净，回家晾晒。冬天，河水冰得扎手。六七口人的衣裳，每次没有半天干不完。常年在灰碱水里泡着，母亲的手干裂，骨关节肿大变形。夜里，她还在煤油灯下做缝补的活计。
在玉富的记忆里，母亲就是一双不停的手——推磨的手，捶衣的手，灯下缝补的手；还有一双小脚，在磨道里一圈一圈地转。除了睡着，这双手和这双脚，没有停过。
家里吃的水，是母亲和婶婶从三四百米外的河里抬回来的。从河沿下到水边，有二十多米的坡道，两个小脚女人抬着四十斤重的一桶水，一步一步往上挪。雨天路滑，摔倒的事时有发生。
读三年级那年，他央求祖父给他打了两个小铁桶——桶是煤油桶改的。放学以后，别的孩子在街上耍，他挑着两只小桶到河边去，一趟一趟往家挑水。两只小桶在扁担两头晃，水一路洒，到家只剩大半桶。
从这以后，挑水的活，多半归了他。那个心疼母亲又无能为力的孩子，长到能挑水的个子了。
窑湾的日子，是哪一年变了的？
一九三八年，窑湾沦陷，祖父经营多年的纱布店关了门。第二年，父亲下了决心，只身去了安徽明光镇，在同丰布店谋一份营生。只有年节，才回家住上十天半月。
母亲留在窑湾。那几年，二妹、三妹一个接一个地出世，等到弟弟落地，已经是他在窑湾的第十个年头。
他是长孙，留在祖父母身边，跟着他们守着这间宅子，在窑湾慢慢长大。
那些年，窑湾的街面上，队伍一茬一茬开过，从来不算太平。他就在这样的世道里读着他的书。
在窑湾读几所，时局一变，学堂停课、关门，便再寻一处。十岁上下，父亲在明光站稳了脚跟，把全家接了过去——母亲怀里抱着刚出世的弟弟，祖父母留在窑湾，守着老宅。到了明光，他又断断续续读了些书——一边读书，一边捡煤核。
公立、私立、教会，前前后后，共八所。没有一所，读完一个完整学期——常常是刚认全同窗、刚跟上课业，学堂关门，只得仓促转学。
多年以后，九十余岁的人，忆起旧时的学堂、老师、同窗，依旧清清楚楚——八所学校，一所在记忆里站着一所。
一九四六年，时局短暂平复。可父亲的工作几经变动，调往蚌埠，入职新新食品公司任会计，全家再迁。学，又断了。
一九四七年，这段求学路，走到了头。他彻底离开了学堂——那年，他不过十三岁。
后来各地教会学校陆续被取缔，那些西式学堂，渐渐退出古镇的视野。窑湾的教堂还在，学堂不在了。
书声是断了。可一个人读过的书、认得的字、听过的课，断不掉。那些年欠下的安稳，往后的岁月，会一点一点还回来。
耶稣教堂：耶稣教堂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年），由法国人承建，位于窑湾小东门外，占地一千七百平方米，砖木结构房屋三十六间，其中欧式建筑二十间，可容纳信众四百余人，为当时宿、邳、睢三县唯一的基督教活动场所，建堂初期由美籍牧师任恩庚主持传教。
天主教堂：天主教堂始建于一九〇九年，位于窑湾西大街西端，主教堂为欧式哥特式建筑，与修女教堂并建，占地共约一万八千平方米。据老人回忆，两座教堂均设学堂，收教区子弟读书——正是他笔下的耶稣教堂小学、天主教堂完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