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七八年秋，他告别二七宾馆，调回市局机关。市工商局正式恢复重建，设在大学北路办公。
积压的案件摞成了堆，逐一甄别，重点纠正文革时期的冤假错案。市委交办的专案也接踵而至。他沉下心，逐条核查，一条一条过手。
回局那阵子，他见到了几张久违的面孔。
小孔后来调去了嵩山制药厂。印尼华侨张永成，后来当了侨联副主席。马局长，后来调任体委副主任。
当年到家里吃饭躲难的人——那些顶着"坏头头"名号的——后来都回来了。各回各的岗位，各过各的日子。
八十年代，岗位分工细化，他专职负责经济合同管理与仲裁。这份活牵扯多方利益，依规办事，情理兼顾。他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政策法规，把实操经验整理成文字，编进教材，讲给同事听。
深耕合同管理多年，他参与了《合同法》相关编写工作，从事教学研究。半生实务积淀，著书立说，传授后人。
一九九四年十二月，他正式退休。
从合作总社到财贸学校，从郑州饭店到登封山野，从许昌学习班到花园口农场，从二七宾馆到工商局机关——岗位几经变换，身份数次转换。唯有踏实本分、勤恳做事，贯穿始终。
职场征程落幕，归隐庭院的日子，正缓缓开启。书桌边，他还在读——刘鹤《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》，2008年的文章，被他一段一段抄进笔记。钻研了一辈子的事，退了休也没停。
历史反复证明，重大的危机推动形成新的社会共识，好的社会共识是历史进步的强大推动力量。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是十年 “文革动乱”，那时中国经济已经走到崩溃边缘。如果没有经历 “文化大革命” 的灾难，没有对 “文化大革命” 灾难的反思，就不可能有今天中国的经济增长。正是 “文化大革命” 的反面教育作用，中国人认识到了阶级斗争为纲道路的灾难，明白了必须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地位。改革初期，邓小平同志决然否定了 “文化大革命” 的错误，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。
市工商局恢复重建（1978）：一九七六年运动结束，国家拨乱反正，逐步恢复和强化政府行政职能。一九七八年，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恢复重建。市局机关驻大学北路十六号，此为市局本部旧址，一直延续到二〇一〇年前后。
案件复查与专案工作：重回工商系统之初，首要工作是梳理复查过往积压案件，逐一甄别、纠正错漏；同时市委交办的多项专案也接踵而至。此为拨乱反正时期机关工作的典型面貌。
经济合同管理与仲裁：八十年代起，岗位分工进一步细化，经济合同管理与仲裁成为专职工作。一九八一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》颁布，工商机关作为经济合同管理的主管部门，承担合同鉴证、调解、仲裁等职能。